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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奎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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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我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小酒店主的家庭，幼时家贫，读初中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卖过大碗茶、修过马
路、推过小板车，当过瓦匠小工、油漆工……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吃过池塘里的猪草、水浮
莲，钓上来后晒干的生小鱼，去农村参加“三秋”抢收时，整把整把地嚼咽过刚从穗子上捋下来的生稻子
（壳也不吐）。后来落下了身体发育不良的毛病。
文革
1966年，大学梦破灭，因为父亲有“开过小酒店”的历史，还有，祖父虽然中年夭亡于土地改革以前，
但是根据家中拥有的一些土地，可以被追认为“地主”，于是，我不幸沦落为“狗崽子”。于是，为了彻 |
底消除身上的“阶级烙印”，我曾苦求了四位“红五类”同学，带上我，背着背包，整整四个月步行长征，一步一步地到了瑞金、井冈
山、韶山。这四个同学比我低两级，我高三，他们高一。他们原计划组成一个“红卫兵长征队”，因为我的加入，他们不能再自命“红
卫兵长征队”，只好改为“红卫长征队”。当时，高三的同班同学早已视我为另类，所以我对原先并不熟识的这四位“红五类”的高一
同学对我的接纳，永远怀有感激之情。
我曾经想以“朝圣”求得“脱胎换骨”，从“狗崽子”而升格为“人”，但是，“步行长征”归来，仍然不得允许。于是，我开
始抗争、辩理……不肯低头的倔强个性使得我在1967年7月13日的清晨，从医院的病床上被苛枪实弹的“红五类”的本校同学拖了出去，差点在医院的花园里被当众“就地枪毙”，而下达“就地枪毙”命令的，以及持手枪抵住我的后脑勺，已经准备扣动扳机的同学，于第二年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个判了无期徒刑，另一个因为有七条人命血债判决公开枪毙。枪决执行之前游街示众，全市万人空巷旁观，群众骂声连绵不绝。一时难以评断这段往事。
当历史绵延至1976年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最低点。“文革”十年，长期的政治上“见人矮三分”的生活使我每每觉得，“死”未尝不是痛苦的解脱……还好。
高考
我至今仍一直认为，1978年的恢复高考，是我“生命复活”的开始。虽然在此前，早在1970年，我就凭着对唱歌的喜爱，考进了一
个市文工团，当上了一名和当时在农村的泥土里挣扎的同年龄人相比，简直无比幸福的专业演员，1975年后，又调入有“铁饭碗”之称
的铁路系统，当了三年流动电影放映员，可是这八年，总是觉得自己好象一直“找不着北”似的，活得很茫然，很消极。恢复高考一下
子“激活”了我。1977年第一次考试失败，1978年，以当年芜湖市个人总分第五名的成绩终于跨进了安徽师范大学。
教书
四年以后，我被分配到芜湖师范专科学校，在中文系任教外国文学。一开始当然是极度地兴奋，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如痴似
狂地读书求知，踏实勤奋地教书育人。但是没有几年，我又有点觉得茫然：“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来倾
心研究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吗？
演讲
1985年，当我几番推辞不成，不得不硬着头皮参加了芜湖市职工读书演讲比赛，意外地获得个人一等奖第一名时，可根本没有想到，由此起步，自己将开始一个新的人生路程。也许当时只是因为一个大学教师夺取了第一名吧，不久，共青团芜湖市委会就来邀请我去市团干培训班讲课，当时他们出的题目就是——“演讲技巧”。我作了一番精心准备，甚至“挖”出了当年在文工团的经验积累，没想到效果还很强烈。而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多
为市里局一级的团委干部，于是，随之而来的是，我又不断地应邀去各局主办的基层团干班讲课。1986年，我又一次夺得市演讲比赛第
一名，接着又是1987年……。
写作
后来，我不再直接参加比赛，而是去搞训练，当评委，在演讲台上“泡”了好几年，至1990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口才学著作
《演讲成功之路》。这以后，顺应着在社会活动中获得的信息反馈，我又研究了“论辩与交谈”的技巧和理论，并于1992年出版了《论
辩成功之路》和《交谈成功之路》。在三本著作，尤其是后两本的写作过程中，我萌生了一个“野心”，想创立一个由我个人独创理论
框架和训练体系的《应用口才学》。因为我看到，《演讲与口才》创刊多年，已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影响力，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对口才
学的兴盛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继续喋喋不休地重复“口才重要”、“人才不能没有口才”之类的公理，已经显得很乏味了。而广大青
年、广大读者眼下迫切需要的，已不再是讲大道理，不再是观看名家的演示，而是自我行动，是自我训练——通过科学的训练来使自己
获得口才水平的扎实提高，并能付之以实践与应用。但是，仅靠参加演讲比赛、辩论比赛等诸如此类的表演活动，真的能训练出高水平
的应用口才吗？
口才
于是，我又转向了口才的应用研究，一投入不觉又是几年。此期间，我曾在大型钢铁公司作过“应用口才与观念更新”的报告，也曾面对来自全国多个地方的煤炭系统的“笔杆子”们谈演讲辞、答辩词等新应用文体的写作；我曾去检察院专题讲析司法口才，也曾在劳教农场与服刑犯人交谈，去各类学校和一般企事业单位就更多了。一次一次的讲学和活动，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要把口才从表演的舞台上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人们自身所拥有的，走向人生和事业成功的得力工具”。
难忘1989年，当我在誊清第一本书《演讲成功之路》的书稿时，有朋友曾好心地劝我：“你也不看看形势，现在谁还搞演讲？你的书就是出版了，谁买？”更有好心的师长前来几次三番相劝：“赶紧回头，你已经走火入魔了！”可是当时我确实已不能“自拔”，只好不无伤感地回答：我死之后，会有人要看的，让我的书五十年后再畅销吧！
然而，没过几年，深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就迅速地将人们对口才由感兴趣式的爱好转而变为实用的需求，由有起有伏的“口才热”转而成为稳步发展的学科。而我自己，十余年探索，十余年追求，秃了额顶，白了两鬓，内心却颇为充实、自得。因为在传统学科实际上早已“人挤人”的现实境遇中，我从一名任教外国文学的教师，一转而为应用口才学的研究者，并终于在一片近似“未开垦的处女地的口才苑地”中，以120余万字的成果，初步建起了由我个人独创的“应用口才学”理论框架和教学训练体系。
小传
1996年，在将《青年口才训练系统》一书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时，在封面勒口作者照片下面，我给自己写了这样一段“小传”：孔子说“三十而立”，他惭愧，因为三十岁那年，他才得到考大学的资格，无可立之目标。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他又惭愧，因为人生途中，他曾干过油漆工、电影流动放映员、乐器演奏员……虽然小有成绩，然而年届四十时，却还未能确定这辈子到底该干什么。孔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他终于欣然。因为在出版了几部口才学著作，并应国内大中专院校和公司、企事业单位之邀，作过数百场多种专题的报告之后，他发现自己正在继承先哲孔子，走着以“口语交际”治学的人生之路，并发现天命在此。
这段小传确实是我自己的真实情感的写照，尤其是最后一句：“天命在此”一句，更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发现和人生总结。
回顾历程
回顾我自己的一生，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成功与挫折，似乎都是在为了完成一个历史使命，或者换句话说，老天爷把我安排到人世间来，就是为了创立“口语交际与创新思维一体化训练教学体系”的，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命运，或者，我的一生价值之所在。
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决不是为了表演式的“做秀”，而确实是对自己的一个人生反思，一个更加理性的自觉把握。我是这样思考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如果是“红五类”，也就不会去、也不必去磨练口才了，因为军用皮鞋踢过去、军用皮带抽过去，比任何口才都更有效；如果我是“黑五类”，也同样没有必要磨练口才了，因为要想保命，最好是无论受到什么委屈都闭口当哑巴。而老天爷偏偏给了我一个“不红不黑”的家庭出身，正是这样一个“可推可拉”的边缘位置，使得我不得不为自己的“红与黑”的类别鉴定去搅尽脑汁，“文革十年”，客观上为我终生进行口才训练研究，提供了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后人永远无法获得或者仿效的前期“口才”训练准备。这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为期五年的“文工团员”的专业艺术生涯，老演员们的言传身教，“样板团”的示范楷模，我虽然未得其诀窍的“十之一二”，但整整五年的耳濡目染，却给我后来的“风度气质训练”提高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感受。
至于上大学后，我读的是中文专业，又使我大大提高了语言与文字的运用能力，没有这样一个阶段的基础训练，我后来怎么会写书，又怎么敢想到去写学术类的书？至于我数次在省市级演讲比赛中均获一等奖，我更觉得是天意使然。放眼中国，当今社会，有意进行口才训练，已经在进行口才训练，甚至自封为大师、权威的人已经不少了。但是据我曾经进行过的个案研究，很少有人自己曾经参加过“演讲比赛”式的演讲，去亲自体验中国式的评价体系下的折腾与拼搏。而以演讲员的长期实践而最终走上“口才训练教授”位置的，中国恐怕还就是我一个。
磨难
至于我在人生道路上所受到过的，那些一言难尽的挫折、磨难，今天回想起来，我更是从心里把这些都看成是一种经历、阅历，是一笔财富。失去了这些经历的依托，所谓口才，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反之，有了这些经历，包括诸如此类的有磨无难、有惊无险、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大难不死的经历，口才也就真正成为口才了。
所以，在进入五十岁以后，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我的人生使命、人生价值就在这一点上，我的一生的经历，都是在为这一点打基础。甚至，为什么会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磨难，我都能在孟子亚圣的名言中找到自我安慰：“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不过，我的“大任不大”——只是创造一套“口语交际与创新思维一体化教学训练体系”而已，但是，尽管“大任不大”，既然成了我的大任，我就显然只能是“万变难离其宗”，并最终挑起这副重担。
所以，我才会在文工团员、铁路电影放映员、欧美文学副教授等等在别人也许就一辈子如此了的职业上，分别在25岁、30岁、45岁的年龄上一次一次地“改行转岗”，最后选定口才训练研究，“板凳一坐十八年冷”。今后，这冷板凳恐怕还将继续坐下去。
再显成功
2002年，对于刘伯奎教授来说，真可谓“多喜临门”。
第一喜，刘伯奎教授梦寐以求的国内第一家“应用口才研究所”，终于获得民间投资，在上海科技学院内挂牌成立。
第二喜，刘伯奎教授应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国家文科基地首席研究员何自然先生之邀，承担了由他主持的国家“九五”社科课题的
子课题研究工作，何自然先生是国际级的语用学学者、博士生导师，刘伯奎教授的最高学历是八十年代初期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并没进行过语用学的系统化学习或进修，而他所写的文字能得到何自然先生的认同，心中自然非常振奋。
第三喜，刘伯奎教授经教育部专家组评审，承担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口才与演讲》（新编）的主笔撰写任务。
《口才与演讲》教材是教育部面向全国高职高专全面开设的文化素质教育新创课程，目前教育部尚未制定出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
刘教授能够承担这一学科创建的重任，既是他的一大荣幸，更是他十八年潜心研究、执着追求的必然结果。
口才训练
刘伯奎教授于1978年恢复高考时，才在30岁上获得入大学深造的机会。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思，使得他较早地感受到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全民素质教育的重要。他原为中文专业“欧美文学”的主讲教师，从1984年起，他发现，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升温的演讲热潮，其实是一门新的学科正在兴起。但是当时在高等教育课程体制中，并没有“口才与演讲”类课程的名称，于是，他就利用自己当时担任班主任的有利条件，并以自己多次在省市级演讲比赛中均获一等奖的实践体验为基础，义务为学生开设“口才训练”的第二课堂，由此开始，在既无专业学科名分，又无科研经费资助的困难条件下，边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实践摸索，边进行经验得失总结，一个人悄悄地开始了“口语表述与交际技能训练”的学科创建的实践努力。由此开始，他一干就是8年。
1994年，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师范院校全面开设“教师口语（技能训练）”课程，该门课程的第二编“一般口语交际训练”正好与刘老师的研究方向完全相同。刘伯奎老师毅然决定，放弃了刚刚取得“副教授”职称的外国文学研究，“改行”从事教师口语技能训练的教学研究，从此开始，他才算是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没有学科名分的“口才训练个体户”身份。1994年7月，由刘伯奎老师担任主编，并由其个人独立撰写“一般口语交际训练”部分（22万字）的《教师口语：表述与训练》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一出版，就以其独有的可操作性强的系统化训练方法深受广大教师的欢迎。
自1994年以来，刘老师又陆续出版了《应用口才模式训练》（农村读物出版社、1995）、《青年口才训练系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辩论学》（语文出版社、1998），以及主编教材《教师口语训练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并先后在《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演讲与口才》、《现代交际》等刊物上前后共计发表了60余篇文章，1999年，他在国内率先成为该门创新学科领域的教授。
教授职称的获得，使得他对于该门学科的创建热情更加高涨。2001年，刘教授出版了针对中学生口语交际教学训练的《表述口语训
练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又出版了《口语交际策略》（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正是凭借着长达18年的潜心研究和
执着追求，凭借着日积月累的经验总结和探索思考，刘伯奎教授才得以在激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撰写权的竞争中，一举中标，成为了这
门新创学科的先行者。
目前
目前,刘伯奎教授一边开始口才训练体系的社会推广（学校与社会分头推进），一边抓紧进行自创训练体系的 “ 理论框架体系和教学训练程序 ” 的进一步完善工作。他计划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独创成果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程度，以不虚此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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